专业教学

写意油画是中国美术界的重大课题

——“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 搞好党史题材写意油画创作座谈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3月28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艺术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 搞好党史题材写意油画创作座谈会”在京举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礼宾局局长马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张兆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刘少奇研究会副会长黄峥,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典藏部主任白云涛,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艺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姜士林,著名油画家侯一民,中国壁画学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戴士和,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张祖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丁一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铁牛,辽宁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谷钢,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陈坚,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孙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骁纯,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晏阳,海军政治部创作室画家秦文清,海军政治部创作室画家张庆涛,空军政治部创作室画家李长文,以及叶南、张可扬、刘乃鹏、包泽伟、康蕾等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油画家和理论家与会,围绕党史题材写意油画创作展开了热烈讨论。姜士林主持座谈会。兹摘登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写意油画独具魅力

姜士林(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艺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座谈会主持人):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特别提到了中国写意油画。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和发展方向。结合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邀请各位来探讨繁荣党史题材写意油画的创作及其理论意义方面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

关于写意油画,习近平同志在演讲时指出:“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中国传统画法同西方油画融合创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写意油画,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赏。”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写意油画的肯定,反映了海内外中华同胞的心声,这是中国美术界特别是油画界的光荣,也是习近平同志对写意油画创作的具体鼓励。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徐悲鸿,这更使人难忘徐悲鸿对中国写意油画的贡献。徐悲鸿1928年创作的《田横五百士》和1931年创作的《徯我后》,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有重大影响。《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田横列传》,作者选择这一历史题材作画写意,写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无畏精神。画面色调悲壮、情感激昂,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徯我后》反映老百姓不甘忍受暴君商纣王的残酷压榨,大家翘首遥望苍天,期盼贤明之士来拯救他们。画风大胆创新,独具魅力。这两幅作品是中国油画史上早期优秀作品,是西方油画被引入中国以后最早结出的写意果实。后来出现的罗工柳的《地道战》,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等,也都是璀璨的写意果实。写意油画在中国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深入理解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对中国写意油画的科学论断,是当前美术界、油画界的重大课题。请大家就此畅所欲言。

对待传统文化要有“两创”态度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特别关心文艺工作,习总书记在去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了文艺界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明确方向。习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文艺界的创作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第一,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核心主旨,是谈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这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习近平同志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问题上来理解,扩展和深化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走涉及一个问题: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反映什么?今天这个会的主题——搞好党史题材的创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文艺表现的领域。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研讨的目的是促进和做好党史题材的创作,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和人民关系的论述的举措。我们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之所以很愿意跟艺术家朋友打交道,很愿意组织一些创作和展览活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文艺界的朋友用自己的作品更多地反映党史题材、领袖题材和近代以来重大事件的题材。这些题材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聚焦点,也是艺术和人民之间连接的最好通道。

第二,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反映党史题材,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革命的历史,反映近代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容。习近平同志去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提出我们要以浪漫主义的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我专门写过文章,这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这个创作方法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毛泽东曾经提倡过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我们反映历史和现实,当然要有现实主义的东西,它能够呈现生活的本质。但是,如果作者的主观世界、情感世界没有一点对理想、光明、未来的那种追求、那种情怀、那种关切、那种眼光、那种境界,那么现实的东西在他的笔下也未必能反映得非常好。搞现实主义的创作,也需要以浪漫主义的情怀来观照现实。我想,挖掘、反映现实题材的创作,确实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在王铁牛的油画《忆秦娥·娄山关》中,我就感觉到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他画的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阳光、夕阳、毛泽东和红军将士们形象的那种气质、那种眼神,绝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有浪漫主义的观照。反映现实题材,应当带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来观照现实。

第三,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提出了吸收西方油画发展我们的写意油画。这两个观点实际上传达一个问题:怎样处理中西方艺术精神的关系。习近平同志讲得很具体,很深刻,内涵深远。艺术界一直在讨论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绘画,写意的程度占很大比例,这是中华美学精神很重要的体现。习近平同志指出,吸收西洋油画,结合中国的传统技法,形成写意油画。我想这就是中西方美学精神在某一个具体领域的一种融合、转换。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西方艺术像树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有些艺术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是共性;每个民族自己的创作不同,它是个性。共性和个性要结合,中西方结合要不中不西,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是创新的。中国写意油画难道不是这样吗?怎么处理中西方艺术的关系,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只有这样,中华美学精神才能得以实现。这叫做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一定要有“两创”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在处理中西方艺术精神关系上应该采取的一种态度,也是我们落实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应有的一个态度。

为历史存正气 为世人弘美德

景百孚(香港嘉年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于这些年来,祖国的民族的发展,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我自己企业是怎样发展的。国富民强,则百业兴旺,企业在改革开放之路上,日益壮大,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正确、明智的领导。

去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讲话中,热情鼓舞全国文艺工作者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我认为,党史题材艺术作品,无愧为最好的精神食粮。

我上小学时就看过詹建俊先生的油画大作《狼牙山五壮士》。画作中五位壮士和山体融为一体,主调高昂壮丽,弘扬了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献身的英雄气概。这幅画,如气壮山河的丰碑,岂非最好的精神食粮?与此画同样让我震撼的,还有王盛烈先生的《八女投江》,八位巾帼英雄宁为自由而死的伟大精神跃然纸上,那种直击灵魂的壮美,简直惊天动地。

在此,我还要感谢在座的侯一民老师。我看过他画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近看写神画骨,远看浩然正气,让人心灵受到震撼。感谢艺术家们辛勤创作,为我们奉献了最好的精神食粮。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的文化市场中的确存在一种不好的倾向,有些人把市场拍卖金额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是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我相信,真正的艺术家,应该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我泱泱中华奉献传世之作。为支持党史题材油画创作,我辈自当贡献绵薄之力。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共同迎接更多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精品!

担负起美术家的责任

侯一民(中央美术学院原副院长):

我多次参加重大历史题材研讨会,抱着很强的感情想和大家一起做点工作,想拿出一点作品来。我的老伴在画《周恩来和白求恩》,我还画完了《慰安妇》,请大家批评。

我很纠结。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队伍这些年有点萎缩,今天中央美院来的教授就4位。可是当年中央美院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是领先的,现在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画这种画了,我真诚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

现在有的画家跑到国外很多年,写的论文很多,但是越写越糊涂,头发白了,找不着北了,画家变成说话的“话家”,画不出画来了,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对人民的关注。很多画家现在画什么呢?我总结了三种:一种画站着的美女,一种画光屁股趴着的,一种画蹲着的农民工,除了这三样什么也不会画了。今天的队伍应该有一种志气,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对后一代人灵魂的塑造上。我们要担负起美术家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不能推卸的,是我们最起码的责任。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一个重大的时间节点。画家要把画画好,就要回到生活里面去,重温抗日战争年代的历史,调动我们的各种积累,使我们重新再生活一段。这叫体验生活,体验70年以前的生活,从中得到深切的感动,才能使我们的画有很强感染力。不是简单地说明一个故事、一个战役、一个事件。我希望能出一批好作品,许江画的《南京大屠杀》,那幅画最成功的不是牺牲的那些人,是天空和红色的太阳,残阳如血,是浪漫主义,有情感在里边。

如何认识现实主义,有各种说法。有的人说现实主义等同于自然主义,等同于照相,我不同意。比如徐悲鸿讲的写实主义,其实并没有停留在自然描写上,他说的写实和我们说的现实主义分不开。现实主义不只是一个简单写实的样式。我认为现实主义至少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和干预,现实主义是从现实生活里面升华出来的,通过作者的情感、思想、立场,以对生活深刻的关注与干预,艺术地表达出来的。现实主义可以是写实的,因为它接近老百姓;也可以是抽象的、行为的,但绝不可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写实样式。

说到写意油画,有人历来认为写意就是大笔草草,放弃形似,这是片面的。我认为,写是笔,意是心,如果这样解释的话,“笔”是形式,“心”是内容,是灵魂。

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把五个人物和狼牙山组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情怀、一种精神、一种浪漫主义,这就是“意”,是抗日的不屈精神升华来的,从现实升华出来的。斧凿钢削般的太行山之形,未必不可以理解为他的“笔”,《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就是画家之“心”。搞创作,画家还是要表现思想、精神、灵魂。

不管怎么说,现在有这样的队伍热心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我很高兴。为人民服务不过时,任何时代我们的后代都需要有对历史正确的了解。我会拿出作品来,和大家一起把今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展览办好。

用油画发出正能量

谷钢(辽宁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徐悲鸿先生早年旅居欧洲时画的《箫声》,构图别致,东方情调。画中人物的心境和箫声传达出了画家的思乡之情。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气度雍容,画作充满中国元素。《毛主席在井冈山上》,罗工柳先生以油画民族风格的大手笔,再现了伟人的风采。这三位先生同是美术教育家、著名画家。先生们的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中国风范和他们当年成熟的艺术观,还有自信和尊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主的先生们,开拓性地创作出一系列革命历史画。大家都熟悉的《地道战》、《开国大典》、《刘少奇和安源矿工》、《在十二月会议上》、《狼牙山五壮士》、《王若飞在狱中》、《东渡黄河》等。这些作品不仅题材重大,内容与形式也达到完美的统一。在用写意的方法表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形象的探索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后人的现实主义创作树起了标杆。

在这个时期还有罗训班,导师为罗工柳。这个班的毕业作也多为革命历史题材。他们同样在油画写意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如其中的《延河边上》、《在激流中勇进》、《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青纱帐》、《三千里江山》等,作品以成功的表现和鲜明的个人面貌令人印象深刻。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主办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得到了广大美术家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将我国的历史画创作推向新高潮。还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历届全国美展以及专项展等,在上述这些展览中的油画也多属于写意范畴。习近平同志关于写意油画的论述,是纵观了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几代人的艺术实践而提出的。它代表着中国油画语言的主流,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

在我国,油画是个很活跃的画种。回想起来,改革开放之初,长期封闭的大门敞开了,国外的画展、画册,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等蜂拥而入,其冲击程度史无前例。兴奋之中出现了无谓争论、盲目否定、标榜观念更新和自我价值等等,好不热闹。油画领域又相继出现了古典风、怀斯热、巴尔蒂斯和弗洛伊德热,还常常听到洛佩斯、莫兰迪、德库宁的名字,至今余波未尽。去效仿没见过的、喜欢的好作品,这也是进步。好的作品不分古今中外,如何用是个人的事。但在油画圈内却很少听到传统文化热。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中蕴藏着丰富的艺术资源,我们有不出家门就能得到的用不完的东西。但“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可能是我们的通病。就拿汉代的陶俑来说,两千多年前的能工巧匠,以过人的想象、娴熟洗练的手法,把人物或动物夸张变形,模糊了细节而特征突出,那古朴的造型既好看又生动有趣,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创造,似乎是在谈笑间信手而成。这不就是写意吗!

写意油画,重在“写意”。从北宋的文人画开始到明末、清至建国前后,写意画的发展逐步达到了顶峰,写意画改变了以往作画中的程式化之法,突出个性重创意,以概括简练随意的造型观念,把审美提升到新的境界,其中名家很多,对后人的影响也很大。写意画讲究用笔,同书法一样注重笔的力度和韵味,它表现力强,灵活多样,可大写,小写,兼工代写,以及泼墨等等。写意是表现,重传神,因此更有利于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写意的内涵和它的功能带有前瞻性,更适应今天的现实题材创作。所以对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述,我们可以具体理解为,中国传统的写意与西方油画技巧,以它们各自的表现优势融合在一起,创新了油画的表现方式。

我本人的油画自认为属于写意类型。我的体会是写意油画适应面广,可以体现丰富的自然现象,并能呈现出多彩的艺术效果,所以我的人物风景等油画,还有近些年的历史画创作都受益于传统的写意精神,减少了创作中的语言障碍,多了胆量。

写意可以利用和借鉴包括装饰、抽象、民间以及古典等艺术手段,因此,同属写意油画,但又异彩纷呈。从发展的角度看又具有可持续性。值得欣喜的是,我看到一些青年作者也在写意油画这个领域中去探索,求发展。

今年恰逢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组织历史画创作,并举办大型展览,再次用油画发出正能量,表达全民族铭记历史、珍视和平、捍卫战后胜利成果的决心。让我们继续努力,争取达到“论述”中提出的“独具魅力的中国写意油画”的艺术高度。

写意和写实形态的分野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写意作为一个形态,在艺术史上是上承写实形态,下启抽象形态。形态就是艺术观念。艺术观念不一样,就会产生不同形态。比如,达·芬奇说,艺术要像镜子一样反映世界。这句话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西方模仿论指导下的写实形态观念。这个艺术观念齐白石不赞成,他主张似与不似之间,这是另外一种艺术观念。艺术观念之间没有是非,只是在前一种艺术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启发另外一种艺术观念的出现。

写意和写实形态的分野,有4个要点,第一是写其大意;第二是写其笔意,这点非常重要;第三是写其意象,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这种变形的组合也是属于意象;第四是写其意气,强调艺术家的主观精神状态。这四点不限于国画、油画、雕塑,而是泛绘画、泛雕塑,只要以这四点为基本特点,就属于写意形态。这四点核心是两点:第一,以笔直写胸臆,在写意形态里面是轴心;第二,写其意向,形象的塑造、观念是基本骨架。

形态的变化是一种观念自觉,不是后一种形态取代前一种形态,前一种形态永远消失,而是前一种形态发展到一定时候,它会启发一种艺术观念,这个艺术观念一旦自觉,这种形态就开始出现了。在中国,写意形态雏形于宋代。宋代既是中国传神写照的高峰,又是驰怀写意的初兴。苏东坡有一首宣言性的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包括写意画家,包括文人画家对此有很多批评意见,好像绘画不要形似了。苏东坡的本意不是不要形似,他自己的画也不是完全不要形似,他是说,一张画以形似来论高下,这是儿童见解。但苏东坡过分强调了大写意。到了元代,写意整体性往后缩,出现了元四家,元四家以小写意为特征,把宋代的那种绘画的写实性和结构延续下来,然后再跟笔墨写意结合起来。中国的写意绘画史实际上从元四家为高峰以后,经过明清逐渐向大写意发展。到了清代,大写意真正地出现了自己的高峰,出现了真正在大写意方面公认的大师。

我印象中,谈油画写意比较早的是罗工柳。“文革”以后有一次我去他家里,他在整理画,我看他写生画的时候,说了一句,写意油画。罗工柳说,对啊,我一直在搞写意油画。但他的文章里面始终没有这个概念。他写的《略谈油画创作活动与技巧磨炼》的文章里,引用了齐白石的话,善写意者专言其神,攻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写生,自能神形俱现,非偶然可得。罗工柳对齐白石这段话有发挥,他讲油画把写生和写意结合起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先写生,后写意,搜集素材的时候用写生的方式,真正进入创作状态以后用写意的方式。另外一种同时进行,既把写生的要求加进去,又要把写意的要求加进去。1961年前后,他画了很多革命历史画,把他的想法用到革命历史画里面去了;他主张办油画训练班,他把想法也用到油画训练班里面去了。

强调艺术家的主体精神

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自古以来,许多人认为写意性和写实并不对立,是一回事,只不过写意早期的时候往往用一个“神”的概念。神和写意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像顾恺之的《形神论》说的,神是表现对象的一种精神的存在,写意更强调的是一种主体性。所以在中国后来的艺术发展和艺术理论中,艺术家的主体精神越来越被关注和强调。

中国的油画史大家都很熟悉。早期阶段,西方传入的最初的阶段,在语言形态上所对接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工笔重彩和油画的写实性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异文化进入后寻求本土化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很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油画家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也受到在现代主义触动下油画本土化思潮的影响,中国水墨写意讲究的笔性、笔调、笔法等进入油画语言系统当中。罗工柳上世纪60年代初所做的中国油画民族化尝试,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在外部形式上的对接,而是回到了语言本体当中对精神的一种吸收和把握。这是油画中国化在写意问题上的一种突破。到了20世纪后期的时候,写意性的问题是在民族化的问题上,从形式层面进入内在精神层面上的思考和探索,这就是20世纪后期一直到21世纪中国的写意油画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也体现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提写意有积极意义

戴士和(中国壁画学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写实和写意不是对立的、矛盾的。写实油画,基本是从西方学来的。我们的前辈们也是全心全意学,但是都没有觉得满足。中国画家出去以后,大多数有见解的外国老师都会说,你们中国好啊,你们在这学不够。在各种传记里看到这种情况很多。欧洲类型的油画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还可以做得更精彩一点。欧洲的好油画真是非常棒,但同时感觉我们还有能做得更好一点的余地。那些油画的精彩之处,欧洲人有,我们也有。罗工柳说颜色不行,这点我们和欧洲有差距,但是很多方面我们行他们不见得行。罗工柳在苏联想做油画大写意,但他的方向是有战略高度的,和捡人家一般的技法不一样。

习近平同志论述写意油画后,油画界有很多人对写意有一种方向、动力,要把油画画得更好一些。但现在对写意的误解很多,比如画不了写实才画写意,以为潦草就是写意,实在太浅薄了。写实非常重要,在欧洲油画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欧洲的艺术家对现实关注,他们带着人文理想,在现实中遭受的苦难斗争,在他们的写实概念中都有。

现在写实的画有很多是“照相”,画得很沙龙,很老套,很不精神。但不能因此把欧洲的写实主义贬低,这是两回事。欧洲写实主义再好,不等于说中国的写实画的就好;中国苏派画没有画好,不等于俄罗斯画不好。

现在提写意有很多积极的意义。我们的历史画当中怎么能够不满足于图解事件,不满足只是把这个事说清楚,在能够把事情、人物交代清楚的水平上,要有一个更好的追求。

伦勃朗晚年画的《浪子回头》真是精彩,他不懂写意不写意,但画得真好,像一部交响乐,很写意。莫奈《大睡莲》比他平时画的写意得多,真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升华了。在写实的基础上有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追求,西方人也追求,这不完全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

李可染上世纪50年代画的画的写生非常精彩,画不大,味道十足,笔墨也好,是他心里有另外的语境,他要为祖国山河立传,这应该是艺术家应该有的追求。从这个角度说,从精神上做得更深邃,绘画语言做得更凝练,有写意精神,对提高艺术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

重视提升艺术品的精神表达

张祖英(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副院长):

这次关于二战和抗日的历史画创作任务还是比较重的。过去中国油画界在国家层面还没有把代表性优秀作品送到过俄罗斯,现在不但要去,而且还要在重要政治场所展览,这是大机遇,也是大挑战,而且参与的主要画种是油画,这正是油画艺术发挥正能量的时候。

作为油画艺术本身,通过创作活动,加强对油画艺术本体语言的研究和探索也很重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革命历史画起,这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历史画活动,当年吸引和成就了很多青年学子,如《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英特耐雄纳尔》、《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延河边上》等众多作品对我们事业的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创作活动与上次比,规模更大,参与人员更多,所以应该做得更好。

关于写意问题,我觉得写意主要是要体现出一种精神。就创作而言不能只画事件的表象,不但要立项,重要是立意,通过现象传达精神,不但表达形,更要体现神。在客观现象中,更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历史图片的参考固然十分重要,更要展现主观的处理,所以在中华文化美学里的意象,写意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古代秦俑有较高的写实能力,但没有选择极端写实的路;中国古代抽象的东西也有很多成就,也没有作为主要的发展方面;近代齐白石又提出“似与不似之间”,表达情感神态和气韵。中国的文化是趋于比较综合的文化,我们要抓住这点体现到创作里。

油画虽然是从欧洲引进,但我们不能是永远的学生,把中国文化精神融合在油画艺术里,才能确立我们自己的位置。欧洲油画600年,俄罗斯油画300年,中国油画100年。这100年,我们做了一件事,把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经典油画艺术,转变为中国文化载体的中国油画艺术。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面貌,但任重道远,我们的探索只有通过作品,才能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形象。我们要十分重视提升艺术品的精神表达,避免表象图解,避免浅层次的倾向,以及造型照片化的倾向,避免图像资料机械化的运用,加强我们作品的精神力度。

写意油画目前还是弱势

俞晓夫(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我们现在是处在两个利好的情况下。一个就是习近平同志论述写意绘画,说得很深入。当前在美术界,写意的油画相对那种写实绘画、当代绘画等比较弱势一点。现在有了这样的说法,给我们提了神。第二个利好,这几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创作平台,比较接地气,可以根据抗日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党史等画创作。这些平台对我们怎么在艺术的多元化下进行创作,对写意画的阐述,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随着西方文化进来,中国长期处在一个博弈的状态当中,这是文化方面新的常态化的一种表现。在博弈状态中,我们怎么发挥积极的一面,使新常态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抓手做好。这要依靠党、政府做一些大的投入。

既然有新常态化,或者是一个博弈的现象,就一定要做好顶层的设计。今天的学术座谈会,多多少少为顶层设计开了一个先河。

区别于世界上多种类油画

杨尧(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习近平同志关于写意油画的讲话,是对中国油画发展的一个很简练的总结,对油画来说,这是跨时代的重要标志。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给我们标注了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高度。写意油画代表中国油画的一切,这是中国油画区别于世界上多种类油画不同的主要的概念,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和高度。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是要我们不做井底之蛙。我们画油画的人自己在国内谁画得好不算数,要拿到世界上去比一比。在油画的范围里面,看一看人家认不认你是中国的,或者是有特色的。

文学艺术要表现什么,要反映什么,这是历来文艺工作者经常讨论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习近平同志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反映人民的生活,表现人民的生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组织我们创作的历史题材、党史题材,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关注的聚焦点,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发生的重大事件,而这些事件我们应该反映,应该表现。从而让年轻人更加关注我们以往时代的精神,更好地关注我们现实生活,建设好我们自己的家园,实现每个人的梦想。

中国精神 中国气派

吴云华(辽宁省画院副院长):

今天这个活动,说明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抓的这支队伍是个有文化、有理论的队伍。尽管我们都是从各个重要文化单位、学校聚拢在一起的队伍,但是真正帮助我们从理论上提高,今天的活动开了好头,我作为一个普通作者,受益匪浅。

关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油画创作,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已经准备一年多了,我们承担了任务,刚才张祖英讲压力大,我们只能搞好,只能在精神层面上和艺术表现上能够有新的见地。这是时代的思考。王国维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我们现在要拿出我们这一代的画家对伟大的抗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全人类胜利的一个深刻的思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还要安排出国展出,压力更大。

习近平同志能够以更高标准提到中国油画,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华民族的油画,实际上是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要普及油画,以受人欢迎的形式获得更大成就。从历史画的角度来发展油画事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民族的画家,不可缺少的是对自己的民族、祖国、人民的歌颂和回顾,从历史上对他们进行研究,用绘画来表现,这是光荣、坚决而伟大的事。大家能把精力投入到这里来,有学会这样的平台,有好的机遇进行油画创作,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国的写意油画发展一定大有希望。

建立有效机制

马刚(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

今天理论家从理论的角度谈写意和历史画的关联,很有启发。现在中央美院已经把历史画创作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从国家角度现在非常重视这样的绘画形式,我们做的工作是有前瞻性的。在当下怎么探索历史画往前发展,结合写意、主题性绘画,都应该好好研究。刚才几位老师讲到了一些很深刻学术问题,什么才叫真正的写意,实际上涉及了很专业的对形处理的问题,这些议论已经比以前大大推进了,我们在一点点地具体化。

因为我们的摊子挺大,创作作品多,我有一个建议,将来对于作品的审批、修改意见,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能够应对各种情况的机制。这样就能把作品创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加高效地解决,使得作品的质量也能够过硬。一些作品的题材很重要,不能没有这张画,如果画得不尽如人意,就太遗憾了,需要有一个应对机制。

写意应该讲求一种精神

陈世宁(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习近平同志关于写意油画的讲话,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都在致力于油画本土化的探索。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年轻的画家也在自觉地把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投入到油画的实践当中,这是很可喜的。

另外,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能以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为主题开这个研讨会,很有意义。莫奈晚年,尤其在创作《睡莲》以后画了一批作品,那些作品跟中国的写意异曲同工,在中西文化之间,在高层次上,应该有契合的地方,就是说,使我们探讨油画的更高层次有了一个契机。其实中国油画学会换届的时候,就提到中国油画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画照片。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上,很多画家画的是照片,包括上次美协理事会开会,许江主席传达靳尚谊先生的话,就是照片的形和绘画的形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现在学会开这个会,甚至提出了历史和艺术的真实,也就是艺术和现实的关系,让我们思考如何用高水准的艺术,来反映我们所表现的内容。目前还有一些不好的倾向,把所有的东西装在一个筐子里,比如把表现性的油画归为写意油画,其实它不属于写意油画。写意油画应该记录特有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具体、很单一的模式,写意应该讲求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应该与意境相关。

 

2015年4月21日